日本近代文学、思想中的北京与武汉
张箭飞：在我看来，《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三联书店，2017年)一书由你博士论文基础扩展升华而成，挑战的是一个特别难题：中日之间的百年爱恨，一衣带水的暧昧面相。从写作层面来说，你不得不面临说什么如何说的挑战。材料和判断，政治和审美，中国学者的民族立场，换位思考的他者情感……凡此种种，一定折磨着你的整个写作过程。我佩服的是：面对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你选择了一个特别切入角度，踏入鲜被探触的深水区，也即本书题目mapping的范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这里，我使用了一个城市规划学科颇具野心的一个术语，mapping含义之一即是“地毯式搜索”，以此描述你竭泽而渔的资料功夫，实在名实相副。
我的问题是：既然你在武汉演讲，那能不能兼讲侵华时期日本文人的武汉书写？以丰富本地读者对于这一议题的了解？启发有志于研究武汉地方史，特别是武汉沦陷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的同学？
王升远：张老师别有匠心，把今天的演讲题目确定为“异样凝视，双城别传”。确实，来武汉真应该谈谈近代日本文化人与武汉的关系。大家知道，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武汉的地位举足轻重，实际上，对近代以降来华的日本人而言，武汉也是必到之处。这与当时中国的交通事业发展状况有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交通线路，也即铁路和航线决定了日本人足迹的可及半径，能看到什么。
甲午战争以后，在“海外雄飞”强国之梦的驱使下，日本对中国的关注空前加强。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三菱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公司先后开辟了横滨—上海航线、长崎—芝罘—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以方便日本人在中国的旅行。这是海路。再来看铁路。在晚清中国，清末铁路交通网的中心正是北京。当时的几条铁路线主要是京奉(北京—奉天)铁路、京汉(北京—汉口)铁路、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和津浦(天津—浦口)铁路。其中，津浦铁路在天津与京奉铁路相衔接，成为北京联系东南沿海的主干线。日本人到中国，很多是经由朝鲜半岛前往东北地区，再乘京奉线抵京，进而南进。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京汉铁路、津浦铁路等规定了日本人到到中国南方旅行的路线，而武汉就是重要的一站。
具体到文学议题，最近十年，我主要做日本人谓之的“战争文学”和“国策文学”的研究。对我的研究而言，武汉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武汉是日本“战争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四天后，近卫内阁就召集《中央公论》《文艺春秋》等日本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要求“协力”战争。很多作家以特派员身份来到中国战场，写了些“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之类的文章。军部和政府直接向中国战场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笔部队”却是从武汉会战开始的。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开打，打到8月份，战况已经很艰难了。快到月底时，陆军省的一个中佐召集了十几位日本文坛名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出席者包括菊池宽、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吉川英治等。中佐指着墙上的地图向这些人介绍了武汉攻坚战情况，并邀请他们到前线看一看，写点什么。但他并没说具体去看什么、写什么，对发表时间也没有硬性要求。当时就有位作家说，武汉的战役那么惨烈，我们去了，一旦阵亡怎么办？中佐说，我们已经帮你们在靖国神社办好了存放遗骨手续。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不测，你们可以入住靖国神社。
后来决定去武汉前线的日本作家在当时受到极大关注，媒体也大肆吹捧，并给他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笔部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这座城市与日本侵华文学、国策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某种程度上，日本文学界的整体堕落，就是在武汉会战前后开始的。
在论及日本侵华文学，或者说，更宽泛意义上的战争文学、国策文学的时候，学者经常会有个误判，把这些作家作品中非正义的东西理解为作家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忽视了他们背后更强力的制约性因素，那就是军部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日本作家火野苇平讲到：对“笔部队”，军部有七点具体要求，比如不能写日军的失败；不能写战争的黑暗面；不能写女人的事；不能写军队的番号；要突出日本军人的英勇，要把敌人写得下流、猥琐等等。所以，这里当然有个人的道德因素，确实有些作家就是投机，迎合政府和读者成名立万。但我想强调的是，政治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驱动力，而揭示近代日文化人中国叙事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及其他们的中国认识、战争认识的复杂构造正是我的写作动因。
